大国关系，就是在国际秩序中大国相对力量与观念比照下的关系状态。这一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主体之间的较量；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非零和博弈表现形式。伴随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中美关系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传统国家之间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为了避免历史上大国关系多以零和博弈方式为主的演进趋势，促使当前中美为主体的大国关系规避修昔底德思维（罗伯特×佐利克，2013），重新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2012年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设想，很快就得到了美国等传统大国的积极回应。自此之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迅速崛起，仅在核心类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达近500篇。纵观已有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国际关系（苏长和，2013）、外交（张立文，2013）、政治学（杨鲁慧，2013）等领域，在研究对象上则基本集中在中美关系（于洪君，2013；金灿荣等，2014）方面，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论文则鲜少，即使有所论述也多集中在上述论著中的某一部分（潘维，2013）。对此，本文从经济史、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厘清新型国家关系提出的背景和揭开构建中的困局，指明今后的应对措施。

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了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以及中国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定位等两个层次，而其中的核心则是如何处理好中国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总结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权力结构转移和秩序重构的基础上，力图避免修昔底德思维重演而提出的一个新的处理方式。本文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兴大国与受成或传统大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新方式；该方式是以非对抗、非冲突、合作共赢为内核的非零和博弈形式。

一、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代表中国向美国表达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由此拉开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序曲。2012年5月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召开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还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使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向世界传播了一个处理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关系的积极信号。由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迅速成为当前的热点，并逐步得到了中美双方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友好响应。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中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思维渐趋由中美之间的构想推广到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处置上。这一进程尽管获得了诸多国家的认同，但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猜疑。然而，毫无疑问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还会经历复杂而艰巨的利益协调和观念认同过程。毕竟，新型大国关系的崭新提法迎合了人们的期望，看到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守成大国之间修昔底德思维的美好前景。显然，为了更好地认清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轮廓，我们有必要厘清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历史上类似的变更情况。

罗斯托（2001）曾指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通常存在三个目标对不断增加的社会资源的争夺：一是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是把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二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三是提高消费水平，使之越出衣食住的基本需要的范围，不仅使人们有更好的衣食住，而且要使人民大众能消费成熟经济所能提供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在实践中，除了北欧一些国家在进入成熟阶段后成功实现向大众高消费阶段的转型外，到目前为止历史上所有的新兴大国都没有逃脱转向外交争霸的行为，由此不断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修昔底德思维的延续。从新航路开辟之初的西班牙、葡萄牙争霸开始，西班牙通过战争手段兼并葡萄牙，成为早期欧洲的经济霸主；之后荷兰的崛起，则借助西荷战争，成功遏制了西班牙的霸主地位，也成就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身份；接着英国首开工业革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则引起了英荷之间的三次战争，从而奠定了英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之后又通过战争手段，成功遏制了法国等挑战，最终建立了“日不落帝国”；随着德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崛起，在向英国等守成大国提出要求“阳光地带”、急剧扩张之际，借助守成国与新兴国为核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德国挑战英国等守成国的活动，但也大大削弱了英国等守成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崛起之后，在力图改变英国等守成国所构建的金本位体制之际，大萧条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处于战争中心地带的英国等守成国家实力大为削弱，在战后已经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美国则从自身利益出发成功构建起一个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霸权体系。然而，伴随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渐趋形成了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美苏双方的争斗，随苏联为代表的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瓦解而终结，由此全球进入了美国一极坐大而又呈现多极化的格局。

伴随美国主导的大国关系演进的同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过艰难的探索，到20世纪末与21世纪交汇之初，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1979年到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总量增长了20.6倍，……”（林毅夫，2011）“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二0一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四十七点三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胡锦涛，2012）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到时，中国将成为综合强大、关键一流、整体中上的先进国家（倪鹏飞主编，2010）。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的近10%；进口全球排名第二，占全球进口的8%，仅次于美国的13%；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排名中，2005年已经占到世界第7位，2007年上升到第5位，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口国和第四大服务出口国；外汇储备多年以来就位居世界第一，到2013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到3.44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德国的经济总量；在制造业中，1998年以来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全面提升，必然会引致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结构的转移，要求“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10）。然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主的传统大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尽管具有反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合理一面，但更多地是以维护它们利益为主导的不合理一面。自然，以美国为核心的传统大国维系的秩序和话语权体系必然无法反应中国经济和平崛起所需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诉求，两者之间势必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1993）显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美国为主导的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双方会否延续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思维，以战争或类似的方式加以调和自然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式。

而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显然是对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关系中权力结构转移方式的一次“扬弃”，切合中国与美国等传统大国以及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利益，不但能使相关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且还能造福整个人类。为此，这一概念一甫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理论界等认真而全方位的探讨，以避免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战争或某种形式冲突的历史宿命。“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胡锦涛，2012）“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习近平，2012）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习近平主席指明了，“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杨洁勉，2013）然而，作为一项前无古人但又后取来者的新型国际关系策略，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必将任重道远。

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困局

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来看，中国力图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宿命，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但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仍然会遇到传统大国维持原有秩序、其他新兴大国谋求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多重阻碍。

一是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必然会全方位敌视和抑制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的崛起相比，中国虽然是在和平条件下艰难崛起的，“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我们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不为了称霸，不损害别人，不威胁别人，不搞军备竞赛，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习近平，2010）但中国的行为却遭到了西方传统大国的任意曲解和歪曲，甚至公然挑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比如在南海上，美国等不断挑唆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的关系；在东海则放纵日本公然残踏国际公约，恶化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争端等。当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干预则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既有文化、舆论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领域，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为中心的硬实力领域（兰日旭，2014）。显然，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传统大国为了维护以它们利益为核心构建的不公平、不公正、非对等的既有秩序，必然会延续历史的惯性，处处以中国为假想敌，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地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2014年10月9日，分别受美国、欧盟控制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PPP为手段，炮制了中国的GDP总量超越美国的报告，企图以此终结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也无视中国人均经济数据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的事实，一味地强调总量数据，企图削减来自国际上的各种发展援助条件，而抬高中国的国际经济义务，同时达到分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这些无视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等行为，必然成为影响中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大阻力。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出现的权力结构转移和秩序重构现象，如果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处置不好，就极有可能引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冲突。在拥有核武器的条件下，以战争方式来化解彼此争端的做法，必然带来的是两败俱伤，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毁灭，而这点是中国与传统大国都不想看到的结局，也自然成为美国等传统大国在处置与中国的关系时所应有所顾虑的一面。

二是来自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结构同构化、谋求国际影响力下的摩擦，甚至某种形式的冲突。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领土争端、社会理念冲突等等问题，虽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只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审时度势、谨慎应对就有可能化矛盾于干戈，转化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复兴和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和合作资源。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他新兴大国对我国经济等方面的摩擦与领土争端，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等传统大国在其中挑拨离间的结果，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要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的沟通，充分利用好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和协调平台，就一定能够使矛盾、冲突等行为有机地转化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

三是来自中国内部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及其今后持续发展的趋势。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际，中国除了会遭遇上述国际因素的阻碍外，必然还会遇到自身经济发展的压力。“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10）国内的资源、能源、环境、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转型等硬实力和诚信、文化等软实力问题如果处置不好，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格局，毁坏和平、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毕竟，当前的中国处于一个矛盾集中爆发期、改革攻坚期；因此，在谋求改善中国与传统大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关系之际，我们一定要首先解决好国内的发展问题，才有可能赢得进一步促动和构建一个“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大国关系。

三、新型大国关系策略选择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受社会制度、文化、历史等差异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必然会经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要像避免修昔底德思维，破解非零和博弈方式而实现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策略，则会经过一个多方的利益协调策略选择经历。“即便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不同于美国的设想，也不一定会根本性地影响到两国新型关系的建设。新型关系的建设取决于在一个长期、复杂的互动进程中两国利益的协调。”（钟飞腾，2014）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吸取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守成大国之间关系的处理经验，尽力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灵活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彼此利益共荣共存。“各国内部的工业化生产力体系不完整：发达国家某些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它对国际能源供应和市场的依赖，使其国内经济生活必须依靠全世界的生产活动来维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两头在外’，其经济发展也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本和市场，同时也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鲁品越，2002）世界各国内部的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格局，促成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主题，但受传统大国对全球秩序控制和主导权的分配差异影响，现实世界并不合作，各种矛盾仍将在一定条件、范围内激化，与世界经济相关的种种危机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如2007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尚未完全复苏，至今日益严重的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美国债务上限争论所引发的美国债信下调，又引发了全球股市危机……，如此种种，看似与中国经济无直接关联的事件，但它们所引发的危机却以“蝴蝶效应”般震撼中国的经济，吞噬我们长期所积累的财富，严重危及我们经济的稳定和安全。显然，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彼此之间都各有自己的软肋，都难以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条件下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引致的各国之间经济共荣共存的有利机遇，力促中国在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中化不利于有利，真正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目的。

二是巧妙利用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传统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而适时地形成“经济外交”机制。在与传统大国的经济交往中，我们不但可以继续借鉴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羁縻政策”，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与国外的种种冲突、摩擦；而且还要主动地利用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特点，以“经济换政治”的方式大胆推行和不断完善“采购外交”策略，化经济摩擦于无形，为我国经济发展铺垫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经济环境。目前，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基本采取抑制和敌视的态度，在经济上以各种借口进行干扰、破坏我国的良好形象，达到维护其不对等的经济交往秩序目标。我国则可以利用西方各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特征，即大公司、大企业的负责人对政府领导人具备较强游说能力的事实，给予“采购”挂钩的方式，以降低对我国经济的敌视。这点，自“中国制造”崛起以来，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之时，附带大量的企业家出国商谈合约、下定单等方式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可以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它真正起到制约那些对华毫无诚意的政客以及相关企业，让双方经济交往达到双赢的目标。

而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上，我们可以针对彼此经济结构相似或趋同的特征，把容易引发摩擦、对外资源能源依附较强的产业，借助“走出去”策略以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产业链，同时也对其他新兴大国及以其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同盟的经济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即“对外援助”策略，以减少彼此的摩擦，分享经济发展中的红利。这点，我们在采取“对外援助”的方式时可以因地制宜、因国而异灵活处置，在援助中有目的地培养一批与中国市场相挂钩的行业，使他们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与中国经济形成融合一体趋向，从而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或阵地来增强中国与传统大国经济交往的博弈能力和联盟作用。

三是继续完善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传统大国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的冲突和争端，以对话、交流、谈判来化解各种矛盾。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至今已经构建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求同存异”的战略策略。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不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之间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稳定化、常态化的官方战略对话机制，而且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之间也形成了富有效率的金砖国家对话体制；同时还积极参与区域性的经济同盟，以及像APEC、上合组织等多元化的战略对话机制。通过这些措施和机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自身与其他新兴大国、传统大国之间存在的众多差异、遇到的种种困惑以对话形式表达出来，积极的姿态寻求双方的谅解和合作，实现习近平（2012）曾指出的“超越分歧、化解矛盾、管控危机”和“相互理解、求同化异、和睦相处”的目标。毕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机制中，美国仅作为多方国家的当事国之一，对地区安全中的重大议题要与相关国家对话协商解决。尽管美国参与其中但已不再是唯一的角色，也不再握有唯一的话语权。它超越了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游戏规则，遵循了‘互利共赢’的政治法则。”（杨鲁慧，2013）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可以根据与不同大国之间的关系，灵活采用“和而不同”的策略，围绕经济、政治等利益目标，促使双方在各种事件中都能以和平对话等形式加以化解，以此避免历史上借助战争或冲突等的零和博弈形式。显然，和而不同，就是要合作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合作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温家宝，2003）我们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策略，顺利应对与传统大国、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但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利益，而且还能造福人类。

四、结论

中国的和平崛起及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必然会在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引发权力结构的转移和全球秩序的某种形式变迁，在历史惯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自然引致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以及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担忧和某种形式的“恐惧”。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权力结构框架下，传统大国及其他新兴大国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敌视中国、全力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延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在实践中，更会采取多样化的措施以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态势、“唱衰”中国、破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对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利用“和而不同”的外交策略，从经济全球化下的共荣共存、经济外交、多层次的战略对话机制等措施中，在阳光下求同存异、从容化解彼此之间的困惑，避免围绕在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思维，真正实现非对抗、非冲突、合作共赢为标的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仍然会存在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利益协调过程。为此，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与时俱进，针对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措施，以应对不同国家、不同事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处理与传统大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策略。